撮要（備忘）

剛讀完八十年代阿城的一篇，上了一課，不止關乎八十年代，更重要的是他不厭其煩再三強調的了解中國近現代史的關鍵詞：知識結構／文代構成及由此產生的焦慮．一般而言，中國近代史開端於1840鴉片戰爭，而現代史則是1919五四運動，1949建國揭開了新的篇章．根據阿城這三個時期同時正是三次知識結構轉變的分野．在訪談中，他側重後兩個時期．

由清末辛亥革命到五四，先是堅船利炮，再是科學民主，西風東漸．這一時期，至抗日止，形成的文學主流是”庸常穏定”的中產階級的”世俗文學”，中國”朝向現代化改良的過程”邁進，主流心態並不焦慮．

由抗日，到內戰，到建國後接踵而至的運動，再到文革，知識結構日漸單一化（全盤”馬列”），中國文化本身的土壤逐步剷除殆儘，根也斷了，剩下的祇是”文化知識”．到了八十年代，一方面重新允許印刷出版，新知識沖擊舊的知識結構，而在經濟生活上，除了農民外，其他階層都從屬既得利益集團，所以文化創作的體現也是集體主義國家民族命題的”宏大敍述”而缺少個人化的東西，焦慮感也是表面的．另一方面尋根文學興起，最終卻否定了根，回到原有形態，而非增加，”更新”知識結構．而在這方面做出了點事情的－根據阿城所言－是王朔：王朔在主流裡面，用主流的語言和意識形態（似是而非）顛覆了原來的主流構成．而經過八九年的九十年代是一個沒了信用的年代，焦慮感充斥，舊有的信仰被解構，新的東西又無以為繼．

但阿城的基調是樂觀的：尋根，好像是失敗了，但不要緊，在他來說根從哪裡（傳統或西方）去尋，有沒有尋到，是不是要來來回回幾次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能豐富知識講成，有了底蘊有了厚度有了層次，才是最根本的．

至於八十年代，字裡行間，阿城並不是很認同其重要性，那就像任何一個年代一樣，總是某些人生命裡最重要的階段；對他來說，八十年代祇是七十年代的表現期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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